第三章 · 七第(1/2)页
乔哈丁医生发现自己正在与良心交战。他很清楚，比利毫无疑问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了，这已不再是问题。八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乔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审阅写给佛杰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着，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为罪行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谓“罪行责任”的问题，他担任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疗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但是，如果佛杰法官能接受他的说法──由于人格上的分歧导致犯罪行为而被判无罪开释时──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全国也说不定。

    乔哈丁相信，比利对于十月下旬的罪行毫无控制能力。乔哈丁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更多的实情并引导至一个更新的领域，以便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经由暸解比利可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助益。为了这个案子，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其他同事商讨。197篇长达九页的报告给佛杰法官，在报告中他谈到比利在医学、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经历。

    “病患提到，”他这么写，“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和小孩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过残暴的虐待，其中还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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