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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正处在艺术家的地位，而那些病人就像他手中的黏土。这时候，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兴奋。他愉快地耸了耸肩膀，想起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当时热衷于颜色、色调、明暗配合以及天晓得什么别的玩意儿，一心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如今直接与男人和女人接触，使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大权在握的兴奋。他端详着他们的脸庞，听他们说话，他发现其中有着无穷的激动人心的地方。他们走进门来，都有各自的特色。有的笨拙地拖着脚步，有的踏着轻快的碎步，有的迈着缓慢、沉重的步子，还有的则畏缩不前。往往只要瞧一眼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猜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你学会该怎么发问才能使他们明白你的意思，你会发现在哪些问题上他们几乎都要撒谎，然而凭借哪些问题，又能从他们的嘴里获得真情。你看到人们对待同样的事物的不同态度。听到诊断出了危险病症，有的人付之一笑，开个玩笑，有的人却一言不发，充满绝望。菲利普发觉自己跟这些人在一起时，不像以往跟别人在一起时那样腼腆羞怯。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同情，因为同情意味着高人一等。可是跟他们在一起，他感到相当自在。他发觉自己能叫他们感到毫无拘束。当医生把一个病例交到他的手里，看看他能找出什么病症时，他觉得那个病人似乎怀着一种特殊的信任，把自己托付给他。

    “也许，”菲利普微笑着暗自寻思，“也许我天生就是当医生的料。如果我碰巧选择了正适合我干的事儿，那实在太有趣了。”

    在菲利普看来，助手们中间只有他才能领会下午值班中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意趣。对其他的助手来说，那些男女只是一个个病人而已。要是病情错综复杂，他们就充满兴趣；要是病情显而易见，他们就会觉得厌烦。他们听到了杂音，为检查出肝病而不胜惊讶；听到肺部发出意外的响声，他们就有了谈论的话题。可是，对菲利普来说，事情远不止于此。他只是看看他们的模样、头部和手的形状、眼神以及鼻子的长短，就觉得兴趣盎然。在那个房间里，你看到的是遭到突袭的人的本性，世俗的面具往往被粗暴地撕下了，呈现在眼前的是赤裸裸的灵魂。有时你会看到一种无师自通的禁欲主义的表现，那情景实在打动人心。有一次，菲利普遇到一个样子粗鲁、目不识丁的男病人，告诉他说他的病已无法医治；菲利普说的时候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看到这个家伙在陌生人的面前显得那么坚强的奇妙本能，感到惊讶不已。可是，当他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时，是否也能这样勇敢呢他是否会陷入绝望的境地呢有时候也会发生具有悲剧色彩的事。一次，有个年轻女子带了她的妹妹来做检查。那个十头金发在一缕秋天阳光的照耀下，一时间闪射出缕缕金光。她的肤色美得惊人。在场的几个学生含笑地盯着她。在这几间昏暗肮脏的房间里，他们很少看到这样漂亮的姑娘。那姑娘的姐姐开始介绍亲属的病史，说她们的父母都死于肺结核。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由于这种病症而夭亡了。一家人只剩下她们姐妹俩。那个姑娘近来老是咳嗽，而且日见消瘦。她脱下罩衫，露出那白如牛奶的脖子。蒂雷尔大夫默默地检查着，跟往常一样，他的动作利索。他吩咐两三个助手把听诊器放到他指的那个部位听。接着，他叫那个姑娘穿好衣服。姑娘的姐姐站得稍远一点，为了不让妹妹听见，她压低了嗓门跟医生说话。她的声音害怕得颤抖起来。

    “大夫，她没得那种病，是不是”

    “不瞒你说，我看她毫无疑问是得了那种病。”

    “她是最后一个了。她再一走，我就没一个亲人了。”

    女子哭起来。蒂雷尔大夫神情严肃地望着她。他认为她也有这种病，同样活不了多久。那姑娘转过身来，看到姐姐在流泪。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血色从她那张妩媚的脸蛋儿上褪去，泪水顺着双颊流下。姐妹俩站了一两分钟，无声地抽泣着。接着，那个做姐姐的把四周冷眼旁观的几个人都忘了，走到妹妹跟前，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来回摇晃着，仿佛她是一个婴儿。

    她们走后，一个学生问道：

    “你认为她还能活多久”

    蒂雷尔大夫耸了耸肩膀。

    “她的兄弟和姐妹一发现症状以后三个月就死了。她也会是这样的。如果她们有钱，那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可不能叫她们上圣莫里茨医院去呀。对她们这种人来说，无法可想。”

    一次，来了一个身体强壮、正当盛年的汉子。他身上有处地方老是疼痛不止，使他备受折磨，而给他看病的那个俱乐部医生似乎并没有让他的疼痛得到一点儿缓解。对他做出的也是行将死亡的诊断结论。这并不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那种死亡令人惊骇但仍然情有可原，因为科学在它面前也束手无策。这种死亡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这个人不过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文明这部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就像一个自动装置那样，根本无力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彻底休息。蒂雷尔大夫并没有要求他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该换个更加轻松一点的活儿干干。”

    “在我那个行业里，可没什么轻活。”

    “唉，如果你再这样干下去，是会送命的。你病得很厉害。”

    “你的意思是说我快要死了”

    “我可不想这么说，不过你肯定不宜干重活。”

    “我不干，谁来给我养活老婆、孩子呢”

    蒂雷尔大夫耸了耸肩膀。这种困境在他面前出现过上百次了。眼下时间紧迫，还有许多病人在等着他呢。

    “那么，我给你开些药，一个星期之后再来，告诉我你的感觉怎样。”

    那个汉子拿起写着毫无疗效的药方的挂号证走了出去。医生爱说什么随他说去。他对自己不能继续干活这一点倒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他有份好工作，不能轻易丢弃。

    “我说他还能活上一年。”蒂雷尔大夫说。

    有时候，门诊室里会出现具有喜剧色彩的事。耳边不时传来有人操着浓重的伦敦口音说些幽默的话语。时而走进来一个老妇人，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样，她说起话来絮絮叨叨，离奇古怪，把他们逗得直乐。有一次，来了一个女人，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歌舞杂耍剧场的芭蕾舞演员。她看上去有五十岁了，却说自己才二十八岁，脸上涂抹着厚厚的脂粉，厚颜无耻地用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对那些学生们频送秋波。她的笑容既粗俗又具有诱惑力。她充满自信，特别好笑的是，她对蒂雷尔大夫那股随便亲热的劲儿，如同在对待一位痴迷的追求者一般。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告诉蒂雷尔大夫说这种病给她如今从事的行当带来不便。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生这种病。说实在的，我真不明白。我一生中从没生过一天病。这一点你只要瞧我一眼就知道了。”

    她的眼睛对着周围的年轻人骨碌碌地转，假睫毛对他们意味深长地扫了一下。她还朝他们露出满口黄牙。她说话时带着伦敦土音，却装出一副谈吐文雅的腔调，每说一句话都叫听的人感到乐不可支。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冬天咳嗽病，”蒂雷尔大夫神情严肃地答道，“许多中年妇女都有这种病。”

    “哦，真想不到你真不该跟一位女士说这种话。以前还从没有人把我称作中年妇女。”

    她瞪圆了双眼，把头一歪，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调皮神气望着蒂雷尔大夫。

    “这就是我们这一行的不利之处，”蒂雷尔大夫说，“它有时逼着我们说话不能那么谦恭有礼。”

    她接过处方，最后又朝蒂雷尔大夫露出了妖媚迷人的笑容。

    “你会来看我跳舞的，亲爱的，对吧”

    “我一定去。”

    蒂雷尔大夫说罢按了按铃，叫下一个病人进来。

    “有你们这几位先生在这儿保护我，我感到很高兴。”

    可是总的来说，门诊室给人的印象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这种印象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既有泪水也有笑声，既有欢乐也有忧伤，时而沉闷单调，时而富有趣味，时而平淡无奇。情况正如你见到的那样：它是那么喧嚣、热烈，又是那么严肃；它是那么悲凉、可笑，又是那么微不足道；它既简单又复杂；既有欣喜，又包含着绝望；有母亲对子女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欲望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房间，惩罚着罪人和无辜者以及一筹莫展的妻子和可怜的孩子；男男女女都酗酒，但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这些房间里回荡着死神的叹息，而那生命的先兆，让某个可怜的姑娘充满恐惧和羞愧，也在那儿诊断出来。这儿既不好也不坏，有的只是摆在面前的事实。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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