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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仰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拽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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