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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儿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

    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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