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小和阿小 · 三第(1/2)页
我从没想过，会收到香港阿小的来信。那已经是他离开小镇的第三年，我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时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写着，某某中学，然后我的名字收。还好学校负责的收发阿姨，仔细地核了全校五千多个学生，才找到了我。当然，也可能是来自香港的邮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还是那么差，扭扭捏捏，但已经换成繁体字了：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象，在那个都是白衬衫、白牙齿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后说乡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难过。

    拿着信，我去敲了乌惜家的门。这个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当时流行的一部香港电视剧里，主人公总在弹吉他，许多潮流男女都在学。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给他看。

    他愣住了，没接过去。

    “他给你写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没给他写信。

    这个阿小抢过信，往旁边的炉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这么被烧了。

    我才觉得，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

    我知道，从此这两个阿小都和我离得更远了：一个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责骂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个从此会因为觉得自己受伤而更加疏远我。

    高三的后半学期，整个学校像传销公司。

    老师整天说，别想着玩，想想未来住在大城市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那里才好玩。他们偶尔还会举例：某某同学，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然后，他就住在北京了口气笃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都没怀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整个高三的年段，也像是准备离开小镇的预备营地，许多人开始寄宿在学校，全心投入一种冥想状态。仿佛学校就是一艘太空船，开往一个更开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员，全身投入这种冲刺中。直到高考最后一刻结束，回到家，母亲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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