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第(2/2)页
，也是地方财政收人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入了工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  199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工业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应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应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了连续27个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从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人们通常抱怨的通货紧缩，其实质并不是一个货币问题，也无法通过货币扩张加以解决。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在中国，它与农村工业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滞几乎同步。

    归根结底，中国工业化的整体生产率，在没有外部再次强大的技术扩散刺激的条件下，将不会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当时，巾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有人提出将这些储蓄花出去买房，经济复苏即可出现。这就是用房地产的商品化，来实现以房子换储蓄，从而拉动房地产的庞大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将住房货币化，在鼓励按揭抵押贷款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以货币增量来刺激经济产出，同时抵消通货紧缩的效应。如果分析一下这一政策与80年代初，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来释放货币，以刺激农民消费力的效果，人们会发现当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经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大军，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房地产货币化，虽然能够起到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滑的危险，但还不能突破整个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过于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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