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术治亡韩 第七节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第(1/2)页
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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