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秦论 第一节 暴秦说 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第(2/2)页
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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