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秦论 第七节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专制说之历史分析第(2/2)页
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而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思潮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人群却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便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此后两千余年，这种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

    将集权体制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性一概抹煞，又进而以专制体制替代整个文明形态，以今日之政治抉择取代总体上的文明评判，这既是理论逻辑的混淆，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以此等理念，人类历史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坐标，任何时代的创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为历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记，即或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后来者评判。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妥善寻求解决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专制的理念简单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唯其如此，我们民族要开创未来，要取得更大的历史进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好“尚一”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难题，便是寻求能够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历史道路。

    这是东方文明的独特处，更是明的独特处。

    自远古洪荒，我们的民族便走着一条特立独行的历史之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建筑风格，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没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大势下独立创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以信仰与独特生活方式为聚合纽带，而以文明内涵、文化方式为聚合纽带的民族。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踏进了华夏文明圈，写中国字并奉行中国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渐渐真正成了华夏民族。无论是先秦戎狄，还是帝国诸胡与匈奴，还是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明清的周边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难融合的犹太人，都曾经大批量地成为我们民族的群体成员。唯其如此，传统文明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民族。我们曾经五千年绵延相续的生命历史，证实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要忽视乃至淡漠我们民族的文明传统，而要硬生生奉行“拿来主义”，我们必然会走向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历史误区。

    上述几个方面，是对“非秦”三大理念的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论、落后文明论、专制论。

    我没有将对诸如商鞅、秦始皇等轴心人物的评判列为“非秦”理念的基本问题，只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确定，需要澄清的事件与客观因素不很多。历史论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判，几乎完全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认识与理解也基于整体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理解，已经在整部书中作出了依据史实的艺术再现，不需要再以论说方式去概括了。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