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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几年前，他和陈运达都是副省长，恰好常务副省长职缺。两人谁能上去，谁就可能是下一届省长。中国的官员升迁机制，既不是西方的选举机制，也不是古代的科举机制，而是先秦时代的伯乐机制。千里马若想仕途顺遂，就一定要自己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伯乐。

    中国古话也说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么多的千里马等着伯乐来挑选呢，而伯乐呢既可以选千里马，也可以选八百里马，甚至可以选十里马，你需要怎样的运气才能被伯乐遇到瞎猫碰死耗子的办法肯定是不行的，你只得自己去寻找。

    陈运达和彭清源，谁是千里马谁是百里马，暂且不论，他们也深知，关键在于那个赏识自己的伯乐。而伯乐呢他不能说赏识就赏识，他的伯乐名声可是不能任意玷污的，所以，他一定要选那匹看起来确实是千里马的马。于是，这两匹马一面要寻找伯乐，一面又要做出让伯乐赏识的政绩，同时，还要想方设法让竞争对手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千里马。

    这一番明争暗斗，真可谓惊心动魄，两人间多年来的貌合神离，也就彻底完结。一轮极其残酷的竞争，以彭清源的失败告终。彭清源败了，他败得既不服又服。不服是他觉得自己比陈运达要出色得多，服却是他很明白，自己所找到的那个伯乐和陈运达所找的伯乐，说话的分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严格说来，败的不是他，胜的也不是陈运达，输赢仅仅在那两位伯乐之间。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当彭清源考虑是不是该挪一挪地方的时候，赵德良来到江南省。

    中国的官场结构，往往是本地和外地的结合，如果党委书记是外来的，政府首长就是本地的。反之亦然。一般的省份，很清楚这种结构原则，通常都能和外来干部相安无事。但另一方面，外来干部，在本地毕竟根基浅，场气不旺，时不时受到当地干部的制肘甚至是排挤。也正因为政治生态如此，上面往下面派官员的时候，往往派的是党委一把手，地方产生的，也大多是政府一把手。

    只不过，江南省似乎和别的省不同，在这里，外来干部很难插足，通常都只是搞一届甚至两三年就被挤走了。派来的如果是党口干部，大家清楚，这是一定要任命的，如果不通过选举，上面追究下来，事儿就大了。但如果是政府干部，几乎都难以通过选举。这些年来，上面陆续派了四位副省长过来，没有一位当选为省长的，通常都只是干个一年半载，就不得不去了另外的省。在上一任外来的省委书记袁百鸣被挤走之后，当地人原以为会从本地产生一任省委书记。

    这种小把戏，中央自然看得很透澈，他们自然不能让江南省的小把戏得逞，很快就派来一位书记赵德良。赵德良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在江南省，他只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彭清源，他在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各级党校是权力场产生场动力的最佳之所，某个人长期在一地做官，怎么可能接触到官场更广阔的平台靠的就是党校，那是一个动力策源地。另一个朋友就是黎兆平，他们俩是大学时代的同学。了解江南官场生态，赵德良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两个人。

    赵德良从彭清源那里了解情况，自然听不到关于陈运达的好话。一方面，彭清源和陈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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