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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是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学研究会的声势最为浩大。

    可到了193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也在去年遭到国党上海党部的警告。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怕惹事，也各种打招呼干预，导致很多文章都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渐渐的，小说月报失去了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的号召性。主编郑振铎、叶圣陶等人，面对此种情况无能为力，他们在今年底就会离开商务印书馆。

    与文学研究会一样，如今大多数文学团体都处于茫然阶段。

    一方面，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社会现状，让作家们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子失去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国党对文学作品的高压管理，又让作家们受困于种种限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在共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萌芽月刊。

    不管是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萌芽月刊，都让坛为之一振，许多作家再次爆发出创作热情。

    国党对此是非常警惕的，由于左联作家成员散居各地，许多人还住在租界里边，国党暂时还不敢、也没能力胡乱逮捕。但萌芽月刊却受到国党的严密监视，但凡这本杂志刊登言论出格的作品，立马就要被查封。

    历史上，北方左联都还未正式成立，上海的萌芽月刊就遭到查封，仅仅只发行了五期。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第六期萌芽改头换面，改名为新地月刊继续发行。新地月刊发行1期再遭查封，可左联的机关刊物却越封越多，不仅有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北斗等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还有秘密发行的文学生活等杂志，亦有左联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无名文艺、文艺、新小说等刊物。

    甚至连日本，都有左联东京分部创办的东流、新诗歌和杂文。

    面对如此情况，国党根本就管不过来，因为遍地都是左联的相关刊物，连一些老牌报纸都有左联的专栏和附刊。

    周赫煊以“夜风”为笔名发表的我爱这土地，便刊登在萌芽月刊第5期，也即是最后1期。这首诗一经问世，便迅速被传颂开来，包括许多跟左联无关的诗刊都纷纷转载。

    夜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一下子变得广为人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两句诗也被许多热血青年抄写在笔记本上。

    甚至有一本新创办的文学刊物，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专门取名叫做土地。

    上海，石库门某亭子间内。

    鲁迅、丁玲、胡也频、柔石等人共聚一堂，吃着梨子、磕着瓜子聊天。因为萌芽月刊刚刚被查封，他们聚拢来开个短会，非常愉快地把新刊物定名为新地月刊。

    鲁迅深吸一口纸烟，摁灭烟头问：“那首我爱这土地，到底是谁写的”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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