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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是有特快专递存在的，特别是国内的那些航空公司，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乘客，反倒是用飞机送信的业务更吃香。

    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航空公司的竞争日趋激烈，快信的费用大大降低。好多报社稿件和政府公函，都会选择使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送，这些函件往往被扔在客机中顺带送出。

    此等情况也适用于国际快递，比如这次中国记者的奥运稿件，就通过飞机发送到国内刊载，时间大概是四天。

    当刘长春拿到男子短跑铜牌的消息传出，已经足够让中国人欢呼庆祝。而当游泳队斩获六块金牌的新闻报道出来，整个中国的报纸都疯狂了，各地的人们敲锣打鼓，燃放着鞭炮像过年一样庆祝。

    历史上，中国足球队提前启程，一路打着比赛卖门票筹集经费。他们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南非等地不断打比赛，几乎打穿了整个亚洲和非洲，除了两次平局外，其他都是胜利。

    消息传到欧洲，当中国足球队开始跟欧洲队伍比赛时，当地的华侨居然烧香拜佛，日夜向菩萨和妈祖祈求中国队胜利。

    后世的人们很难理解那种心情，这是一个亟需民族自信心的时代。

    周赫煊他们这次回国，在中途港口停留过几次。每次靠岸都有无数华侨自发前来欢迎慰问，他们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常常遭到港口管理人员的驱逐，但依旧乐此不疲。

    每个奥运队员都被团团围着握手，全身上下被华侨摸个通透，似乎摸一下奥运健儿就能沾上仙气。

    鸡蛋、香烟、布匹、小吃、咸菜、白酒、水果华侨们大都不怎么富裕，但却带来五花八门的礼物，二话不说就朝奥运健儿们怀里塞。

    让周赫煊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60多岁的新加坡华侨老太太，在码头摆上祭品和香烛，对着运动员、也对着苍天大海磕头拜了四拜，昏花老眼含着浊泪，用听不太懂的闽南话说：“妈祖保佑，妈祖保佑，中国人现在扬眉吐气了。”

    在那一瞬间，周赫煊喉咙哽咽，难以名状的情绪萦绕在心怀。

    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前来迎接祝贺的华侨，不知有多少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

    由于东边和南边的港口被日军占领，国府只能开辟滇缅公路运输国际援助。当时急需大量司机和汽车修理工，无数华侨子弟放弃体面的生活，脱下西装冒着炮火运输物资。他们白天不敢开车，只能晚上关掉车灯，抹黑行驶在陡峭的盘山公路上，一些人不慎开车摔下悬崖牺牲。

    当时滇缅公路上总共有3000多辆汽车，其中1100多辆都是华侨捐献的，而这3000多辆车的司机大部分都是南洋华侨子弟。有1000多华侨子弟死于战火、车祸和疾病，永久长眠在云南国土上，牺牲比例接近50。

    轮船在新加坡港口停靠时，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给每位运动员赠送了一袋大米、一打菠萝罐头，礼轻情意重。

    不是陈嘉庚抠门儿，他本就属于节俭之人，他家里使用的也是寻常之物，完全没有资本家的奢华。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陈嘉庚的公司积欠银行债务400多万，已经资不抵债了，他却前后筹集90多万元在厦门等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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