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村上：认同与影响之间第(1/2)页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金·皮多尼的旧唱片……”——这是村上春树《197年的弹子球》里的几句话。每当有什么俘虏我的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起这几句既无文采又不连贯的话。近来所以想起，是因为近来乡下老家、乡下的花蕾俘虏了我的心。可问题是，这种因果关系之间存在必然性吗？
    好了，还是让我乖乖承认好了，我恐怕还是受到了村上春树那位日本作家的影响。或者莫如说，较之影响，更近乎认同。尽管我的东北乡下压根儿不存在真正的玫瑰花蕾，我也不记得丢失的帽子，更不晓得金·皮多尼的旧唱片是什么劳什子。但这些无所谓，我所认同的是他藉此表达的一种广义上的乡愁，及其关于乡愁表达的修辞。
    说起来，就村上接受采访的次数不算少了，几乎次次都被问及村上对我的影响。而我的回答每每模棱两可：有影响，又没有影响。说没有影响，是因为我“邂逅”村上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村上时年三十九——你想，一个三十六岁的大男人会那么容易受人影响吗？反言之，轻易受人影响的人还算得上大男人吗？也就是说，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面，我也好村上也好，各自的心都已包上了一层足够厚且足够硬的外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说有影响，主要集中在这类感悟和修辞。其实修辞本身即是一种感悟，如上面我所认同的关于乡愁的感悟、关于抵达乡愁的偶然性路径的感悟。而且，那不仅仅是抵达乡愁之路，也是抵达自我之路和对自我的确认。于是，我的乡愁与自我在这里得到了鼓励、安抚和加强。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某种启示。启示即影响。
    总之，我同村上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认同，启示，影响。至于村上的本意是否如此，一来无法确认，二来也不重要。
    再以《挪威的森林》中大约人所共知的那句话为例：“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而我真正认同这句话，却是在译完这本书的十七八年之后父母相继去世的时候。坦率地说，在世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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