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章 童子试第(2/2)页
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景。

    接下来，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但章学诚从进入志局起，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为了生活，章学诚忍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愤然离开。

    乾隆三十三年年，章学诚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信中有言“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

    乾隆三十773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于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

    在修志期间他的一封书信中，曾经言道“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 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

    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 。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

    这样一来，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17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

    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 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

    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783年，章学诚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

    邵晋涵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由章学诚主持开局编辑史籍考。

    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宿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书院主讲，他用余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日至五月初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史通义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 。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已趋于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断。嘉庆三年年，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仍坚持著述，直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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