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我们是集体，我们是同志（下）第(1/2)页
我家里很穷，是给地主家打长工的，我父亲也是从小给刘地主做长工的，在十几年前刘地主放贷给我爹，我爹这才娶了我娘。但两人也因此欠了很多钱，每年都在还刘地主利息，到刘地主逃难去了这笔钱才不了了之。

    我之前听过我娘讲，她原来已经嫁过人了，但是她前任丈夫不知怎么的就病死了，之后他婆家为了给小儿子说亲就把我娘给卖了，这样，才被我爹给娶了。

    生了我之后，我们家日子倒也还行，我爹很疼我，但就是这利息怎么还也还不干净，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就被我爹叫过去给刘地主家的儿子刘公子做伴童。刘公子那时才四岁，脾气很暴躁，懂不懂就打人骂人，身边的仆人都不敢离他太近。

    直到我过去了，第一天刘公子就冲我发脾气，因为他家给我的粟米粥和他的鸡蛋粥不一样，他就很生气，认为他家人对我更好，他就把我的粥踢翻，当时滚烫的粥烫在了我身上，我很疼，我就要伸拳去揍他，这时候其他仆人就直接上来把我一脚踹在地上，并且把我爹叫过来。

    我爹过来了，刘公子让我爹跪着磕头，我爹照办了，然后旁边的仆人说应该钻裤裆，我爹也照办了，然后在我爹钻的时候他还在我爹头上撒了泡尿，仆人们都说撒的好。”

    说到这里，张伟抹了抹眼泪，山谷里黑暗中的士兵们也抹了抹眼泪。

    张伟继续说：“回去之后我爹就叫我以后不要和刘公子对着干，我答应了。

    之后，刘公子也没有为难我，直到一天刘公子家收到了他舅舅给的一匹狗。

    那狗很凶，见人就叫，有时候还咬人。

    一天刘公子叫我去帮他拿书，我帮他拿了书，结果出房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关在笼子里的狗被放出来了，它追着我咬，一下子咬在了我的腿上，我吃痛了我就举起地上的大石头砸在了狗的脑袋上，这时候刘公子从一旁出来喊住手，但我收不住了，狗被打死了。

    之后，他们家要我要不赔白银一百两，要不给狗披麻戴孝。

    最后，我，我不得不给狗披麻戴孝，磕头赔罪。”

    这时候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哭出了声，自己又何尝不幸呢

    这时候张伟接着说：“从那开始，我就不敢再和别人说话还有争斗了。打就打吧，这就是穷人的命

    直到我来了教导师，我才知道，原来，”

    这里张伟几乎是吼出来了：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穷人，也是人”

    泪珠从张伟的眼角滑落，寿元上前拍拍张伟的肩膀，拥抱着安慰他。

    下一个是一名叫做李平的士兵主动上前：

    “大家好，我叫李平。我是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人。

    我们家世世代代做窑工，祖父曾经有过田地，但之后，旱灾、水灾和捐税又让我们家一贫如洗。

    我的父亲和五个哥哥曾在黄陂的一座窑里做工，勉强能够糊口。他们都不识字，但对我寄予厚望，因为我聪明，又是最小的儿子，所以他们凑钱送我去上学。

    我的同学几乎都是地主或者商人的儿子，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进学堂。我和他们在同样的书桌上学习，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厌恶我，因为我很少穿鞋，衣服破旧。

    他们骂我的时候我总免不了要跟他们打架。要是我去找先生帮忙，他肯定会打我。但如果地主的儿子打不过我，到先生那里告状，我还是会被先生打。

    我在学堂第四年，也就是11岁那年，卷入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争斗，被一群富家子弟逼到墙角。我们乱掷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孩子的脑袋，那人姓黄，是有钱地主家的儿子。那孩子边走边哭，不久就带着家里人回来找我。

    他父亲说我忘了自己的出身，又是踢我又是打我。先生又把我给打了一顿。后来我就逃离了学校，拒绝再回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就认定穷人不可能得到公平。

    我去了一家窑厂当学徒。在当学徒的几年里，我没有工资。我16岁正式出师，在300名工人中，我的工资是最高的。

    我做的窑器质量好，做工速度在大清不输给任何人。

    一天，一个流动演出的戏班子到我们这一带来唱戏，工人们都跑去看。那些官绅的夫人们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想看看这些平日里被严密保护的有钱人的老婆是什么样子，便盯着包厢看。

    看到这一幕，豪绅们命令民团将工人们赶出戏院，然后双方就起了争执。后来，我们的厂主不得不宴请被冒犯的贵人吃饭，还放了鞭炮，算是补偿那些被人注视过而清白受到玷污的女眷。

    厂主原本想扣我们的工资来补偿酒席钱，但我们以罢工相威胁，他这才改变了主意。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地主豪绅也怕我们

    21岁时，我离开了家庭，我走到汉口，又去了江西，在那里干了一年窑工，攒了些钱，打算回黄陂。不过，我得了霍乱，在养病时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我不好意思空着手回家，于是跟着商帮来到了天津，遇到了我们师招兵，我就报名了。

    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穷人也是可以受到尊重的

    我们和那些当官的也没什么不一样”

    李平讲完，下面的士兵纷纷鼓掌。

    接下来一连几天，最开始晚上大家都来这个山谷，后面大家都认为没什么好丢人的，主动要求在白天开诉苦大会，寿元当然批准了，于是诉苦大会变成了每天白天在山谷里开，有时候各队伍自行在训练场上开诉苦大会。

    开着开着，这场诉苦大会慢慢地性质发生了转变，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战士一致认为：

    这个国家非救不可穷人，不是天生吃苦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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