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档案Ⅲ 遍地狼烟四十年·群英第(1/2)页
在旧中国，执江湖牛耳者当为洪门，但洪门却并不是唯一。

    在洪武群英之外，还有鼎足而立的清帮，还有生于洪门却长成奇葩的哥老会。在这三者之外，更有大大小小无数个地方小帮会，他们有的法度森严，有的形式松散。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他们大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不是说着玩儿的。亡国灭种之际，帮会的力量有力地补充了国家军事的不足，成为了藏匿于民间的游骑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帮会的存在也变得尴尬起来。

    有的淡然消失于历史的长河，如哥老会以及其他一些小帮派。

    有的蜷缩于一隅，如清帮，现今已是台湾的一个民间社团。

    当然，也有继续发扬光大、坚守旗帜的，而这自然就是洪门。在历经变迁之后，在目睹其分支“三合会”堕落成黑社会的同时，洪门的骨骼依然还在，甚至还保存着最原初的正气

    一、大帮天下

    在旧中国的帮会里，洪门与清帮是绝对的泰山北斗。以组织结构的庞大而论，除了类似宗教的白莲教之外几乎无可与之比拟者。这两大帮会从明末开始绵延至今，虽然日渐式微，但其存活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两大帮会的历史生命中，他们历经了白莲教的覆灭、明教的瓦解他们送走了义和团，送走了红灯照。他们或许没有斧头帮那般尖牙利齿，但却可以将大半个中国变成自己的乐园。而这就是大帮派的能力，以至于多年之后的今天，清帮与洪门依然没有消亡，即便他们堕落，即便他们式微，但“存在”却依旧是铁的事实。

    与洪门、清帮相比，哥老会的存在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按道理讲，他是洪门的分支，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化，有了自己的传承。哥老会是洪门之子，但却隐隐有了独立的气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能量已经可以与清帮平起平坐。它是中国帮会史上的重要存在，我们可以把它归做洪门一脉，但却有理由单独提出来解释、说明。

    在漫长的中国帮会史上，洪门、清帮、哥老会共同塑造了一个大帮天下的时代

    1洪门遍地豪杰

    在洪门天地会悠久的历史中，有一个词始终可以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那就是“庞大”。

    和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帮会门派截然不同，洪门的组织其实并不严密，以至于到今天，洪门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都是众说纷纭。

    理想主义者认为洪门是郑成功嘱托陈近南创立反对者则认为其实他不过就是底层的流民组织。但无论如何，洪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收割者，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创建者之一。

    最初的洪门代表着中国式帮会的风骨，也负载着义气与人伦的传承。我们可以说洪门天地会是帮派，是地下组织，但我们绝对无法否认，在中国近代最关键的转型期，洪门是坚定的助推者、决绝的革命者。

    和其他旧帮会严苛的辈分制度不同，洪门从一开始就有着一定的先进性。入门即是兄弟，有尊卑之别，但却并无辈分之说，这一点要比严守封建传承的清帮先进许多。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发掘。有能力者便可上位能做领袖的便可开山立堂。以国父孙中山为例，他一入洪门，身份便凌驾于很多耆宿之上，甚至直接就成了“大陆山”的山主。可以说，洪门的做法颇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

    在洪门的这种制度下，遍地开花、群雄并起几乎就是一个必然。以当时的帮会分布来看，无论是哥老会还是三合会、小刀会，其归根结底都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他们虽然互不隶属，但却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传承。在战斗的时候，他们选择联手，在平时又各自为政。表面上看，这似乎有些散兵游勇的意味，但换个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联邦呢

    分支组织有了自主权也就意味着洪门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你灭掉一支，另一支还存在。你灭掉了“父帮会”，但“子帮会”照样落地生根。洪门的这种发展模式就如同病毒的复制，一旦散开几乎就是无法控制的。而最要命的还有精神层面的统一，这些分支无论相距多么遥远，只要振臂一呼，必然互相响应。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湖态势而论，远在海外的洪门致公堂在离开大陆数十年后，依旧可以和国内的三合会、哥老会遥相呼应，这种靠精神传承来联结血脉的能力实在是地下组织中的奇迹。

    坚守“民族正义”的宗旨让主流洪门始终有着正当与正义的一面，强大的复制能力则保证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帮。

    日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经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巴拿马、阿根廷、印尼、塔希提大溪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代表两天讨论，通过总会章程后宣告成立。旨在团结洪门昆仲，发扬洪门忠义精神，振兴伦理道德，提倡社会福利，服务人群。首届会长李志鹏美国。各地区副会长有：崔震权台湾、李柱燊美国、刘和桂澳洲、李祖荫菲律宾、郑炯光加拿大。总会设在美国檀香山。

    1993年10月7日在台湾举行首届世界洪门总会年会，与会者达5000人。此次年会号召全球洪门昆仲完成两岸的和平统一，为中国人的世纪催生。1994年在大溪地举行世界洪门总会第2届年会。1995年日至22日在多米尼加举行1995年恳亲大会，由世界洪门总会与多米尼加致公总堂主办。

    2008年5月24至25日，美国洪门致公总堂在波士顿中国城举办第26届恳亲大会，除了回顾洪门致公堂的历史、选举新任总堂总理，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为川震募款赈灾，体现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拳拳报国之心。

    5月24日晚，来自全美各地以及海外的洪门代表和各地庆祝侨团近400人，聚集在帝苑大酒楼为恳亲大会揭幕。卸任总理刘文优、伍佰和向与会代表汇报了2006年以来的会务工作及侨社服务，盛赞了各地洪门兄弟的忠义团结。

    会议还宣布了募集到的善款数目2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洪门致公总堂5万，美洲协胜公会5万，洪门五祖祠堂管理委员会海外致公联谊会12万，这笔巨款由中国洪门致公堂代表团团长李卓彬代收，转交中国国务院民政部。

    25日的大会上，李永耀、司徒健当选为新任总堂总理，于下午6时宣誓就职，三跪九叩，仪式隆重，传统俱现。

    晚间由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做东在龙凤酒楼举办的闭幕晚宴上，洪门致公总堂秘书长伍俊生宣布第26届恳亲大会圆满成功，并表示今番洪门兄弟为赈灾捐款，充分体现了洪门子弟虽身在海外，却与祖国“隔山隔水不隔心”的忠义，秉承了洪门先辈的报国传统。

    至此，无须多言，这就是真正的江湖风骨，真正的大帮天下

    2清帮世代城管

    和前面所叙的洪门相比，清帮的历史与现状要显得逊色一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大帮天下的一极，但论其生命力与声望却与洪门有着不小的距离

    以源头而论，清帮与洪门关系复杂，但从安身立命的准则来看，两者可谓截然不同。

    和洪门相比，清帮在风骨这个层面有着很大的距离。他虽然也是帮会组织，但却没有一个精神层面的宗旨。洪门讲究的是民族精神，清帮只有一句空泛的“替天行道”革命的紧要关头，洪门铁血丹心、司徒美堂千里跋涉，同样，在抗战危亡至极，杜月笙虽然也出钱出力，但却没忘了鸦片照卖

    而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实力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灵魂的差距清帮虽然可以弟子万千，但始终缺少一种大格局的东西，甚至于显得有些目光短浅。

    从创帮的那一刻开始，洪门大多时候都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但是他们却始终保持着对民族的热爱，热衷于家国的责任。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们的主体始终都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和普罗大众所接受。

    而清帮则大不相同，他们从始至终都依附于政权，没有自己的头脑。从几位先祖创帮的那一刻起，清帮就和政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乾隆年间，他们因揭皇榜而诞生，名字与国号相同。他们几乎掌管着国家的漕运，其职责有点儿像今天的城管，不是捕快，有时却行使着捕快的责任。民国时期，上海的清帮主力又甘当蒋介石的手中枪，大肆捕杀左派革命者。在这些历史段落中，清帮就是政府的工具，他们为维护政府的利益而无视对错，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佳民兵。

    除了使命感的欠缺之外，在组织传承上，清帮与洪门相比也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所谓“洪门一大片，清帮一条线”，其实说白了就是洪门弟子撒豆成兵，但清帮弟子多少有些鬼祟拘谨。族谱式的辈分传承怎么看都充满着封建主义的腐朽味道。完全不像洪门，人家论的是山主、洪棍这样的行政职务。打个比方说，蒋介石入了清帮，但按辈分他就是比黄金荣矮三分。但国父入的是洪门，人家论的是行政职务，“大陆山”的山主，靠的是众人推举，而不是蒋委员长那样，得先给黄大麻子磕头。

    除此之外，在行政架构上，清帮的四庵六部也充满了行政意味。虽然其形式严谨，但终归还是脱胎于政府的组织形式，显得缺乏原创性，和洪门相比更是少了一些潇洒自如，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更何况，话说到底，作为一个帮会组织，即便架构再严密，其最终也逃脱不了派系的纷争。清帮成立不久后，内部就渐渐分化成主帮与客帮两部分，其中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客帮则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这两帮之间的关系并不默契，双方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进入民国之后，清帮又经历了更大的一次分裂，整个帮会分成了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

    当然，话说回来，无论是怎么分裂，清帮的主流依然保持着创帮时的宗旨与做派，那就是尽量不与政府作对。除了漕运年代，清帮负责管理大半个中国的水运安全之外，进入民国之后，清帮也与国民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合作关系。旧上海的三大亨中，除了张啸林当了汉奸之外，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有着少将的军衔。这个军衔和洪门弟子投身革命最终封官拜将并不相同，他们的军衔其实就是一种与政府合作而获得的荣誉。

    作为政府手中的棋子，清帮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显然要比洪门差上许多。家谱式的传承让他们少了遍地开花的可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放纵显然更不是长久的办法。

    封建制度之下，清帮可以帮助清政府管理漕运，战争年代，清帮可以作为政府手中的民兵，那么和平年代呢哪个政府会留下一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帮会集团呢

    没有崇高的家国理念让清帮很难永远拥有一个合适的土壤，当世道渐趋安稳，清帮的颓弱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

    解放战争后，清帮在大陆渐渐消亡，只留下一个分支在台湾存活至今，但其能力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可以说，洪门因为信仰而始终名满天下，但缺乏理想的清帮，则最终只能是大帮天下的反面教材。

    3哥老会洪门的奇葩

    有关哥老会的由来，说法其实也有很多，哥老会的内部文献海底和金台山实录认为哥老会是郑成功所创，也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对此，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

    除了这种说法之外，也有史学家认为哥老会自身的文献并不准确，并从其他历史记载和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啯噜会”，而这种说法也被很多人所接受事实上四川人将哥老会称为“袍哥”。

    然而历史早已渐渐湮没，真相也很难重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哥老会的组织架构与洪门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哥老会的龙头大哥们几乎都把自己当成洪门一分子。因此，也许不需要再去佐证什么了，历史学家可以把哥老会从洪门中剥离，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哥老会与洪门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天地会同样拜祭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

    从以上这些有关哥老会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组织与洪门天地会的“山、堂、会”制度多有类似。其中的很多职务虽然和天地会的说法不同，但其命名风格却极为相像。更为重要的是，哥老会拜祭的祖先正是洪门天地会所拜祭的五祖

    同样，在发展方式上，哥老会与清帮等组织也截然不同，完全秉承着洪门遍地开花的传统，其成员遍布各省。例如：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

    “双龙会”，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哥老会与洪门的关系是非常紧密、难以厘清的。其宗旨和洪门天地会也是一脉相承。“反清复明”同样是他们的口号和目标，只是约束力比洪门天地会要薄弱很多。同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发展，哥老会也有了许多自身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这些特质，才让他在某些层面看上去与洪门有所不同。

    但不管如何变化，在中国的帮会历史上，哥老会作为重要的存在，其意义都不亚于清帮，他同样也是大帮天下的一部分。只是与清帮和洪门绵延至今有所不同的是，哥老会最终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当然，这种消失并非是分崩离析或者单纯的政府绞杀，哥老会的消失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多处内陆，正好是在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因此帮会弟子大都加入了军队。其骨干成员很多也都在斗争中成为军事将领，在中共领导阶层，也有很多人曾经出身于哥老会，甚至于还有着极高的身份。

    其次，随着革命的完成，人们的生活日渐安定，哥老会又没有海外洪门的那种先进理念，因此在民间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消亡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然，作为地下帮会，能有幸在革命年代大显身手，在和平来临后自然消亡，这未尝不是一种怡然的归宿

    二、北派江湖

    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当江湖一延伸到北方，往往都会体现出粗野与狂放的一面。独行大盗与无信仰的土匪经常是构成故事的主题。然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历史不是小说故事，旧中国的江湖帮会也不仅仅存在于南方。

    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一样有江湖，一样有帮会。洪门的触角也曾延续到此，清帮也曾在东三省传道收徒。而除去这两者之外，还有很多生于北方、消逝于北方的帮会，比如理门，比如先天道，比如纵横在白山黑水间的各路胡子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存法则，有着各自的门规法统。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同样也扮演着各种角色。有振臂一呼、护国保家的英雄，也有把自己死死钉在耻辱柱上的无耻罪人。

    北派的江湖与南方的帮会一起构成了旧中国的另类版图，他们的诞生、传承、消逝，一切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1南洪门北理门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帮会似乎都有着一层暴力的外衣。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白莲教，这些沿着地下脉络发展起来的帮会组织几乎都有着血溅五步的一面。

    而除此之外，很多帮会还投身于一些黑色产业，即便是在伦理道德约束严苛的旧中国，清帮等组织也一直在做着黄赌毒的生意，比如上海之王杜月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抗日有他，杀人有他，贩毒也有他。

    帮会的阴暗面让很多人谈之色变、闻之胆寒，以至于今日，当我们回顾许多帮会最原初的宗旨时都会慨然长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

    当然，这答案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就算上帝也无法提供一个标准的解答。

    不过好在并非所有的帮会都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在北中国就曾经诞生过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不打不杀、反对毒品、导人向善。建国后，人民政府强力打击反动会道门时，他是极少数能够体面解散的组织，因为他的历史少有血腥，很多时候无害于人民。他是旧中国特有的“红十字会”，也是中国帮会体系中的另类存在。

    他的名字叫做“理门”。曾从北到南，传行于世，在中国的江湖中留下了“南洪门北理门”的江湖佳话。他甚至还在北方的语言体系中刻下了一个不可磨灭、象征正确的印记：“在理儿”

    理教原名“在理教”，俗称“理门”，创立者相传为清初山东即墨人杨存仁一说名泽，字廷贤，又名衍逢，字佐臣，道号来如。

    崇祯十六年，杨存仁22岁时，中癸未科进士。然而可惜的是，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杨存仁未及殿试，李自成便已攻陷北京。当时他正在其朋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许直家中。由于杨存仁忠于明朝，因此，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几欲殉国。许直劝其“君未仕，尚可全孝，宜归里奉母，以策后图”。

    次日早晨，杨存仁发现许直自缢身亡。埋葬了好友之后，他顿觉万事皆空，只好挥泪回乡。回到家之后，杨存仁孝奉其母终老，后又守墓三年。此时清朝已定鼎中华，征诏明朝遗老。杨存仁为避征诏，改姓羊，名宰，后取号来如，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参禅打坐，研究理学，闭关四十九年。后来心有所得，创立了一套以儒家忠孝思想为主，综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后来系统化，称为“在理”，也叫理门。后人将其尊之为“羊祖”俗称羊来如，入教称“在理”北方人常说的“在理儿”即出于此。

    在羊来如的理论体系中，理教主要信奉“圣宗古佛”，即观音菩萨。教义为“崇尚五伦，实践八德”，以“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16字为基本信条，戒“淫、盗、烟、妄、酒”。经典有忠经孝经观音经黄庭经心经金刚经道德经等，另有新信徒称“新理”入教时由师父口传心授之“无字真经”，又叫“五字真言”，乃“观世音菩萨”五字传说羊祖亲订五字真言为“复明灭大清”，或云“一心保大明”，而以“观世音菩萨”五字遮掩之，后环境变化，原有“真言”终被替代，据称如遇灾难，诚心出声念诵三遍，圣宗古佛即能闻声救难，逢凶化吉。

    理教有一套独特的礼仪条规，有自己的斋期和节日。修行兼采儒释道三家之长，“循儒行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教内最高首领称“总领正提点大法师”，下分15级“法位”，普通信众称“道亲”。

    由于羊来如极其反对烟酒，禁戒烟酒便成为了理门的最主要特色。康熙四十年1702，岁的羊来如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择孝子义士，传弟子十五人，史称“羊祖第五度在天津，第六度在杨柳青，这也是理门能在北中国大行于世的原因之一。

    随着历史的延续，清朝中期，鸦片流入中国，许多人吸嗜成瘾，伤及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理门组织是严禁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门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理门，因此，理门在民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以天津杨柳青一带为例：据著名民俗学者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宜颇为昌大。”这里的禁烟不仅指禁吸食烟草，更指禁吸鸦片等毒品。在杨柳青早就流传有禁诫毒品的民谣劝戒鸦片歌流传，该歌唱道：“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由于戒烟有功，理门在北方的传播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支持。清乾隆三十一年，理门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全国最早的民间禁毒场所正安堂老公所。在公所内，人们相互劝戒，相互监督，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公所主要以互相劝戒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理门在北方的戒烟功德让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帮会有着极大的不同。道光十月，任钦差大臣，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这期间林则徐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强令禁绝，二是劝导戒除，三是在理戒除即加入“理门”组织以戒毒。在官方的推介之下，南方各省群众纷纷投入到理门下，互相劝勉戒烟。因“理门”组织协助政府禁烟，林则徐曾给予其数次嘉奖。

    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支持，理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能人才俊也是层出不穷。在理门的传承体系中，并恭二祖、羊祖之外，尚有一尹祖。尹祖名尹岩，字重山，道号来凤，为羊祖再传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在天津梁家嘴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公所”，将理教组织系统化。此后，理教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在北京设立理教总公所。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京津地区，理门旗下就约有百十余个公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以堂为名的组织，如：修真堂、公善堂等等，全是旧时的理门公所组织。1913年，理门倡导建立了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1925年，成立上海理教联合会。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中华理教总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一时多达3000个以上。

    有了坚实的组织架构，理门也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在此之后虽然历经战乱，但其宗旨从未改变，导人向善、救助穷人始终是其本色。抗日战争期间，理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理门之中曾经出过叛逆，例如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人，成立伪中国理教总会，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天津清帮头领袁文会也曾一度控制当地的理门会所，使原本扬善养正的理门成了流氓分子的掩护外衣。

    然而瑕不掩瑜，理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却始终有持着良善的一面。

    建国后，大陆地区百废重建，基础医疗一步步加强，理门的功能性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化体系的渐渐形成，理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此前理门一直以个体商户的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各类会道门渐渐灭绝，理门也消失在汪洋人海之中。

    和其他许多帮会组织一样，理门虽然消失于大陆，但在海外却留下了火种。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少将高参赵东书抵达台湾。次年春，他召集从大陆赴台的一些理教信徒商议“复教”，5月25日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3月4日赵当选为理事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寺址，作为“理教总公所”，总领正提点大法师由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9年5月，陈志泉继任总领正。

    在此之后，理门在海外的发展相对平顺。1997年底，理教在台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152000人，教职人员629人办有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内学校。理教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公所，与台湾有一定联系。

    至今日，理门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作为华人组织，他依然存在着，其宗旨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和延续，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5年，陈志泉还作为台宗教团体领袖之一，应邀参加过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

    2胡子东北没有黑社会

    在旧中国，东北是乱世中心之一。日俄战争，这里是战场抗日战争，这里是始发点。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数东北儿女抛头颅洒热血，马占山、张学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名字如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而它们照亮的不仅仅是北中国的土地，还有整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乱世出英雄，也出强人大盗，东北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有规模的帮会组织却很少，因为东北黑道以土匪胡子为主。“东北没有黑社会”，这是一个如今的笑话，但在旧中国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准确性。

    在建国之前的东北黑道，胡子执牛耳，这是铁定的事实。虽然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在这里也多有发展，但论起能力、水准，还真就没办法和土生土长的胡子相抗衡。想当年，白山黑水之间，马队纵横、枪声四起，日本人的火车、大户人家的财宝，哪样没有被洗劫过整个东北就仿佛是强人的快活林，辛辣的烧酒、大块的肥肉将这里的江湖映照得无比粗犷、野蛮。

    以名称而论，将土匪说成胡子，这是东北人的原创。对于这名称的由来，说法纷杂，史学家也很少把触角深入到这个领域。东北民俗学者、艺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可能胡子也知道土匪这个叫法不好，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胡子。据说如果当面叫他们土匪，轻则一痛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们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另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飘飘然如同胡子。”

    以上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正经，后两种则明显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名称，“胡子”这两个字都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的黑道历史上。

    在胡子纵横的旧中国东北，门派是不存在的，繁复的规则也是不存在的。胡子们拥有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黑话、习惯。认真一点的胡子拜达摩多罗，胸口挂着一尊小金佛，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则。在当时，胡子和地主武装大团纠缠不清，双方的身份常有逆转，因此统一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民间作家吴樵曾著有宽城随笔，其中对清末时期的胡子多有描述。在该书中，他介绍道：“吉林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太平天国战乱，驻东北的时空虚，成了胡子天下。同治年间，平静一点。甲午战败，溃兵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为伍，胡子势力大增。当时，每股胡子人数，少则千百，多则上万。例如，一股以唐殿荣为首的胡子，多达三万余众。他以军治匪，号令严明。唐善枪法，部下个个是神枪手。他不扰本国商民，专门奇袭俄人。当山中缺乏给养、弹药时，就越过国界，到俄国抢掠。行踪飘忽不定，沙俄军队也对之束手无策。后来被清廷招安，三万胡子投降，唐被授以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

    从以上记叙我们可以看出，胡子并不是那种类似于洪门、有着强烈信仰的帮会组织，他们为求生存而纵马持枪，但一有官府招安，他们往往会选择投诚。在东北胡子的历史上，除了唐殿荣走了这条路之外，同样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人，也是从胡子起家，而其“战绩”则更为彪炳，他就是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75生于辽宁省海城，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先祖张永贵因生活无着，只好闯关东，务农讨生活。

    张家进东北之后，几代人勤勤恳恳，家资也日渐丰厚，到张作霖祖父这一代已经是有名的富户。但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张有财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张作霖13岁时，张有财被仇家逼债害死。这样一来，原本在私塾上学的张作霖也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本钱，只好回家务农。

    在当时，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恶化，沙俄强行割去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张作霖失学后不久，甲午战争又爆发，中国战败，日本人也步俄国人之后进入东北。一时间，关东大地风声鹤唳、洋人横行，老百姓艰辛困顿，苦苦挣扎。

    在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之后，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只好浪迹江湖，走投无路，从军当了一名骑兵。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失利后，张作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死里逃生，独自辗转回到了辽西。

    然而此时的故土已经彻底变了样子，曾经民盛人安的辽西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散兵游勇、乞丐难民到处都是。加之官府腐败，土匪横行，因此当地一些县镇纷纷成立自卫武装组织，名曰“大团”。

    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了头目，自此之后，他便走上了亦正亦邪的道路。表面上看，他的大团与土匪胡子作战、保境安民，但暗地里，他也与多股胡子有着不错的关系，双方相互交好。这样一来，张作霖负责的保安区，治安良好，他的名声也日渐鹊起，管辖范围慢慢扩大，最后达到二十多村。

    1902年，社会秩序好转，张作霖的队伍接受整编。当时的盛京将军采纳“化私团为公团”、“化盗为良”的建议。张作霖扩大队伍，收编了数股胡子，如义县的张作相等。张作霖被任命为帮办副营长。1903年，又升为管带营长，成为政府军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在日俄夹缝中周旋。1905年，俄国战败，张作霖乘机将所部扩编为三个营。1906年，他升为统带团长，又扩编为五个营。

    有了军队做家底儿，张作霖的心思也就越来越大了。为了给自己正名，他开始与胡子渐行渐远，甚至于经常带兵大肆剿杀。1907年，东北建行省，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当时一个土匪头子杜立三，割据辽中为王，自称“马上皇帝”。张作霖剿灭了杜匪。徐世昌上报朝廷，为张请赏。清廷赏白银五千两，升任张作霖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五个营。

    年，张作霖奉调到通辽、洮南，去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清政府为增强张作霖的实力，扩编张部为七个营，增至3500人，成了东北一支劲旅。经过年余苦战，张作霖最终把蒙匪赶到俄国，把为害中国北方多年的蒙患解除了。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由于拥兵一方，因此并未受到打击。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任命张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封为子爵、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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