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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校本打算在吊床上躺一整天，可还是起来去侍弄那只公鸡。这几天雨下个不停，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都胀鼓鼓的。一连好几夜，妻子那哨音一般的呼吸声也把他折腾得够呛。到了星期五下午，难得十月里雨竟停了。阿古斯丁过去的伙伴们他们同阿古斯丁一样，都是裁缝铺的伙计，也都是斗鸡迷抽空过来把那只鸡检查了一番：情况正常。

    家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卧室。妻子的病已经好点儿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道。

    “他们兴高采烈的，”上校告诉她，“都在攒钱，要往这只鸡上下注呢”

    “我真不明白，他们看上这只丑公鸡哪一点了，”妻子说，“我总看它像个怪物：和爪子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一只公鸡，”上校说，“大概值五十个比索。”

    他确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留下这只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儿子九个月前在斗鸡场上因散发秘密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哪有那么值钱，你简直是在说梦话，”妻子说，“我看等这点玉米喂完了，咱们就得用自己的肝来喂它了。”上校这时一面在衣柜里找他那条粗布裤子，一面也在暗自忖度。

    “也没几个月了，”他说，“听说斗鸡会在一月份举行，过后咱们准能把它卖个好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摊在炉台上，用两只经炉火加热的铁熨斗熨。

    “你这会儿忙着出去有什么事”妻子问道。

    “上邮局去。”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她边说边回到卧室。上校已穿好其他衣服，但还没穿裤子。她打量着上校的鞋。

    “这双鞋早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吧”

    上校顿感凄凉。

    “那双就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穿的一样，”他抗议道，“我每次穿上它们就像刚从收容所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嘛”妻子说。

    这次还是他给说服了。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前向码头走去。他脚上穿着漆皮靴，白色的裤子上没系腰带，衬衣上也没套假领子，脖颈处用那枚铜扣子扣住。他站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前看着船靠岸。乘客们已在船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钟头，到下船时都疲惫不堪。还是那几个老乘客：几个跑小买卖的，外加几个上星期出去现在又如期返回的镇上居民。

    邮船在最后面。上校心事重重地看着它靠岸。他认出了舱顶的邮袋，系在蒸汽管上，盖着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正如那只公鸡使他日益忐忑不安一样。从邮电局长上船解下邮袋背在背上的那一刻起，上校便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

    与码头平行的有一条街，那里简直是一座迷宫，到处是陈列着五光十色的货物的店铺和货摊。上校跟在邮电局长身后，沿着这条街走着，和往常一样，他满怀着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医生正在邮局门口等着取报纸。

    “大夫，我妻子让我问问您，我们家可曾得罪过您。”上校对医生说道。

    医生很年轻，一头乌亮的鬈发，一副整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牙齿。他倒是挺关心害哮喘病的老太婆。上校一面向他详述病情，一面注视着局长往不同格子里分信的每个动作，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真教上校恼火。

    医生拿到了信和一卷报纸。他把科普宣传的小报往旁边一放，先粗粗浏览了一遍来信。这时，邮电局长正把信分给来取信的人，上校则瞪大了双眼看着写有他姓氏字母的那一格。一封蓝边的航空信使他更加紧张起来。

    医生拆开那卷报纸，先看了看大新闻。上校则目不转睛地盯住他那个格子，盼望局长在它跟前停下来。可他没有。医生放下报纸，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在电报机前坐下来的邮电局长，然后又把目光落到上校身上。

    “咱们走吧。”他说。

    局长连头都没抬。

    “没有给上校的任何东西。”局长说。

    上校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在等什么，”他撒了个谎，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转向医生，“没人给我写信。”

    他们默默地往回走。医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报；上校还是那副老样子，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原路返回寻找丢失钱币的人。这是个明亮的黄昏，广场上的巴旦杏树正抖落最后几片败叶。走到医生的诊所门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有什么新闻吗”上校问道。

    医生递给他几份报纸。

    “天知道”医生说，“要从通过审查的新闻中看出点名堂谈何容易”

    上校看了看大标题，都是些国际时事。最上面，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评论占去了四栏，而一则讣告几乎占了整个第一版。

    “大选是没指望了。”上校说。

    “您别太天真了，上校，”医生说，“咱们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了。”

    上校正要把报纸还给医生，这位却把手一摆。

    “您带回家去看吧，”他说，“您今天晚上看，明天再还我。”

    七点刚过，钟楼上鉴定影片的钟声就响了。安赫尔神父根据每月从邮局收到的电影分类表，用这种方法来告知大家他对每部电影的道德鉴定。上校的妻子数了，一共十二响。

    “对男女老幼都不合适，”老太婆说，“快一年了，没一部好电影能让大家看的。”

    她放下蚊帐，嘴里嘟囔着说：“唉人世间什么都烂透了。”上校未作任何评论。临睡前，他把鸡拴在床腿上，关上门，又在房间里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挂好吊床，这才躺下看起报来。

    他按日期一份一份、从头到尾地看，连广告也不放过。十一点整，宵禁号响了，上校又看了半个钟头，这才放下报纸，起来打开了院门。屋外夜色深沉，饿蚊成阵。他对着柱子解了手，又回到房里，妻子还没睡着。

    “没提到你们这些老兵吗”她问道。

    “没有，”上校说，他熄了灯，爬上吊床，“起先他们至少还把新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登一登，这五年倒好，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午夜雨又下起来了。上校刚迷糊了一会儿，作怪的肚子又把他从梦中弄醒。他听见屋里有哪儿在漏雨，便用羊毛毯从身子裹到头，试图在黑暗中找到漏雨的地方。一股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了下来。他发烧了，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明胶池里旋转。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躺在革命军的行军床上答着话。

    “你在和谁说话”妻子问他。

    “和那个扮成老虎跑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营地里的英国人呗”上校答道，他烧得厉害，在吊床上翻了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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