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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2/2)页
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e夜半处女e”。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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