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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曼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在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的老掌柜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曼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不是因为仍然赊着老掌柜的账：油条钱母亲还了，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曼第二个家是什么样。我是指她母亲和他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给何小曼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赔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她们是矮人一头地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因为这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右倾”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地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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