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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副厅级第(1/2)页
上海。来上海开会。无须说,较之会上的发言,还是会下的发言更能畅所欲言,更能推心置腹。与会者中有一位某上海名校举足轻重的副职,绰绰有余的副厅级。而我和他交谈最多。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和副厅级套近乎沾官气,而是因为彼此是二三十年的老相识了。那时他当然不是副厅级,大体和我彼此彼此。同样一身看上去相当够档次的地摊货,同样一副傲慢和谦卑难分彼此的神情,同是平头教员,开会住同一个房间一同研讨领带的若干种打法。今非昔比,如今我们都有了若干套真正够档次的西装和若干条有可能得到女性礼节性夸奖的领带。这回研讨的,则是若干年退休后的打算。这方面我可谓蓄谋已久,兴致勃勃地坦言相告:退休第二天就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返回乡下老家。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吃瓜,种豆吃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激素,吃起来是何等开心何等放心何等……我正说得来劲儿,副厅级忽然以副厅级的语气插话进来:“那么我问你,既然不用化肥,那么就要用农家肥吧?‘文革’上山下乡,你我都在乡下干过几年农活儿,难道你不知道牛屎猪屎是臭的?再说自己种瓜种豆能种出几个品种?可城里超市有多少品种?我说老兄,陶渊明陆放翁吟得做不得的。去乡下种瓜种豆?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是啊,当年我们都同样干过农活儿,几年后同样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后同样教日语搞翻译。不同的是他后来有了行政级别而我没有。但我总觉得这点不足以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对种瓜种豆的态度。那么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我明白了,是出身!他出身上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离开上海又返回上海,去安徽乡下务农只是他人生旅程临时停靠的荒野小站,如一颗偶尔偏离运行轨道的行星。一句话,他是城里人——“阿拉上海人!”实际他也很快撇下我和另一位与会者讲上海话去了。于是,我一个人拐去一条荒草隐约的砖铺小径。我没有为此产生失落感,反而觉出几分释然。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上海话是上海人的精神故乡,是上海出身的城里人的胎记。
    我呢?我不同。我出身农村,说得文学些,出身乡间,是乡下人。而且是毫不含糊、毫无折衷余地的乡下人。乡下是我的“阶级烙印”和精神胎记。四十余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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