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我如何当老师第(1/2)页
一晃儿，老师当三十一年了，还在当。家人问当三十一年还没当够？当老师真就那么好玩儿？年轻同事则偶有人问我三十一年来的感受，似想作为他自己是否也当三十一年的参考。校内媒体则郑重其事地让我谈谈作为老师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求得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以及薪火的传递等宏大主题。也是因为今天三杯小酒下肚，忽然有了涂鸦冲动，遂伏案提笔，在此一并作答。
    说实话，倘以当下标准衡量，我是没资格当大学老师的。我一九六五年上初中，勉强念完初一“文革”就来了，往下再没念成。七二年念大学念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在校三年零八个月至少有一年零八个月学工学农学军和批林批孔批邓。一九七九年“回炉”读研三年倒是正规的，但即使这样，所有上学年头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高中毕业。说痛快些，小学上大学，高中生当大学老师。八二年开始当，八五年破格当副教授，九八年非破格当教授。今年二O一三年——当三十一年了，是该说点什么了。
    说什么呢？想说的第一点实际上已经说了：我当大学老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原因（说历史的误会未免自虐），而我想说的第二点也同样与历史有关——假如我在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自由、学术的独立方面多少有一点作为并相应获得认可的话，那么我想也应该首先从我经过的那段特殊历史或个人特殊经历中去寻找原因。
    不言而喻，我算是“文革”过来人。作为“文革”过来人，在“文革”过后始终有这样一个又粗又黑的问号如魇住一般挥之不去：当国家、民族这艘巨轮驶入危险而荒唐的自毁性航道的时候，当知识分子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物、典籍等历史凭依和传统文化惨遭腰斩和焚毁的时候，当天下无数苍生的尊严荡然无存甚至身家性命朝不虑夕的时候，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知识精英为什么集体失语甚至有人与江青之流同流合污？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成为校正历史舵轮的积极的制衡力量？因此，窃以为培育自觉充任超越于派别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利益集团之上的真正忧国忧民，即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怀有使命意识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层不仅实属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应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层国外有过，现代也有，如爱德华·W·萨义德和苏珊·桑塔格；中国古代有过，如屈原、司马迁、建安七子、李白、辛弃疾、陆游、方孝儒、王阳明、袁宏道、顾炎武。民国有过，如鲁迅、胡适、刘文典、张奚若、周炳琳、陈寅恪。


三十一年，我如何当老师第(1/2)页,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