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我如何当老师第(2/2)页
是的，陈寅恪，九十年代通过《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一书同陈寅恪的“相遇”，对我有明显影响。他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的远见卓识与执著精神，他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强调“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并身体力行的士人气节与铮铮铁骨，在处于困惑中的我的面前陡然竖起一座寒茫四射的摩天冰峰，让我为之仰视和倾倒。其后我又“认识”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梁漱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复习”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鲁迅……回想起来，是这样的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我因“文革”而产生的特殊精神底色相继抹上了浓重的几笔。
    而这无疑影响了我的教师生涯走向和生命姿态——使我专注于专业而又超越了专业、服务于校园而又走出了校园，将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和波谲云诡的领域，尝试以一介文弱书生之声为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呼唤文化乡愁与良知、为凝聚正能量以推动社会变革而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即使所谓壮夫不为的文学翻译活动，我也基本没有过多偏离这条自定的主线。例如通过四十余部村上译作所传达的对于个人尊严、个体差异性的推崇和尊重这样的价值取向，未尝不可以说已经影响了一两代无数读者，从而为加速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到来多多少少做了社会心理方面的铺垫。与此同时，对于学术研究也大体怀有这样的社会担当意识，力求使自己的论文和相关评论文章在“象牙塔”与大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为民众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和启示。而另一方面，对申请各类项目则不甚热心，对申报奖项之类更无兴趣。
    其实，我觉得问题主要并不在于项目和奖项本身，而在于以此为核心甚至刚性指标的学术评价体制。这样的评价体制和导向，使得大学越来越失去民族精神家园守护者的荣耀和世俗社会灯塔的光环，使得大学教员越来越多地沦为钱理群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得学术越来越成为获取一己之利的“私器”，同时使得纯粹出于个人学术兴趣的钱锺书式研究越来越不受待见。而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原来的问号没有消失，又增加了形形色色新的问号。心中苦楚，人何以堪。所幸，我和我这样的人也还被不少人需求着认可着甚至尊敬着——我就这样度过了教学生涯中的第三十一个学年，开始步入第三十二个年头。“三十功名尘与土”——用之于我固然谬以千里，惟此三十之数，偶然同之，姑且借以抒发某种人生况味。
    （01.9.0）（未完待续）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