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和卖报的刘队长第(2/2)页
600CC小车，于是有不少人说‘村上君有钱别坐这个，买贵一些的车如何’。可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讨厌贵些的车，但眼下我觉得这个挺好，开起来其乐无穷，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点上，‘钱？噢，如此说来，世上钱那样的东西倒是有的’——普林斯顿的这种绅士氛围的确让我心怀释然。”进而认为像普林斯顿大学人士那样冷眼看待物质利益而坚定主张“世间并非全靠金钱驱动，我等拥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大概才是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和理应采取的人生姿态——“无论被称为精英意识还是被称为孤立的世界，世上都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世俗之外的天地。”
    喏，村上眼中的普林斯顿大学够可以的吧？相比之下，中国这块地方或某个地方还保留着如此snobbism的大学或大学里还保留着这种清高吗？说在从事“文化上的烧荒农业”未免苛刻，但力争“幸免于烧”的念头恐怕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校园里“闪闪发光的新车”比比皆是，谈钱也谈个没完没了。不仅钱等谈话内容，就连谈话风格——语体、文体也正在失去大学教师、知识精英应有的个性。说痛快些，越来越同政府官员甚至同煤老板没了分别。一个字：俗！
    具体说别人不合适，说我自己吧，我这个大学老师就足够俗的。不说别的，你猜，我一年到头跟谁说话最多？不是大学同事，而是所住校区后门卖报的“刘队长”——过去在东北农村当过生产队长——也是因为都有东北农村生活经历，几乎每天买报时都跟他聊上几句。一次我对他说自己当年十几岁在生产队（屯）干活的时候，最羡慕的工种是扛着水罐往地里给干活的人送水，因为活儿轻。可生产队长偏偏把这轻活儿派给他一个身强力壮的亲戚，让我这个瘦得高粱杆似的学生哥儿跟大人干重活。刘队长当即表示：那不对！哪能那么派工呢？我当队长肯定派你送水，什么人派什么活嘛！对了，前几天他还告诉我一个绝非笑话的笑话：某大队革委会主任（村长）发言，由于识字不多，把“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念成“狼狼打击阶级敌人”。旁边一个小知青悄悄告诉他不是“狼狼”是“狠狠”，对方立马提高嗓门：“狼还不狠吗？狼不狠什么狠？”说罢，我和刘队长放声大笑。
    好在没给村上听见，好在村上没来我们的大学当驻校作家。否则不知他会写出什么来。我想表达的是：较之大学共同体成员，有时候我更觉得同这位卖报的刘队长有共同语言，更能让我“幸免于烧”，至少不是“文化消耗”。假如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翻译家，肯定立马让我走人。
    （014.5.17）（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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