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诺贝尔文学奖写给村上春树第(2/2)页
1Q84》和莫言《蛙》之后这样说道：“文学本来内在的‘批评性’（文明批评、社会批评）如通奏低音一般奏鸣于莫言的《蛙》。然而这种至关重要的‘批评性’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全然感受不到。”他随即断言，“正因如此，村上春树才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有力候补’的位置）。而莫言理所当然获此殊荣。”换言之，黑古先生认为您在《1Q84》中并未实际贯彻您在二OO九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发表的“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的政治宣言。在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更是“完美地地背叛了这个宣言”。
    黑古先生说的或许有些绝对，但不是没有根据。作为我也略有同感。是啊，您在《奇鸟行状录》和《地下》、《在约定的场所》中面对日本历史上的国家***及其在当下的投影毅然拔刀出鞘，为什么在《1Q84》中刀又悄然放下了呢？而且是在善恶没有界定或者“墙”“蛋”依稀莫辨的关键时刻放下的。您在《斯普特尼克恋人》那部相对说来属于“软性”的小说中仍然表示“人遭枪击必流血”。作为回应，“必须磨快尖刀”！不料你在《1Q84》中描写了“人遭枪击”的种种流血场面之后，不仅没有“磨快尖刀”，反而收刀入鞘。或许您说——在《1Q84》第三部中也的确这样实践了——只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诚然不错。但那是终极理想，而要达到那个终极理想，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尤其在有“人遭枪击”、有“撞墙破碎的鸡蛋”的情况下，如果不磨刀，如果不坚定“站在鸡蛋一边”，那么怎样才能完成您所说的“故事的职责”呢？黑古先生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到焦虑和提出批评的，希望您认真对待他的批评。
    自不待言，哪怕再了不起的作家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你，在作品思想性的深度与力度上，迄今似乎未有超越《奇鸟行状录》的所谓巅峰之作。由此看来，对于政治或体制的考量可能不是您的强项。您的强项应该在于文体，在于以独具一格的文体发掘难以言喻的人性机微（这点同去年的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相近抑或过之。因此我觉得去年诺奖评审对你有失公允）。作为译者，我特别欣赏和感激您提供的“村上式”文体。前不久我再次看了日文原版《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翻译了《生日故事》中您自己写的日文原创短篇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两部短篇，不由得再次为您的文体所折服——那么节制、内敛和从容不迫，那么内省、冷静而不失温情，那么飘逸、空灵而又不失底蕴和质感，就好像一个不无哲思头脑的诗人或具有诗意情怀的哲人静悄悄注视湖面，捕捉湖面——用您的话说，“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澈的清泉时所激起的”——每一道涟漪，进而追索涟漪每一个微妙的意味。换言之，内心所有的感慨和激情都被安详平静的语言包拢和熨平。抑或，您的文体宛如一个纹理细腻的陈年青瓷瓶，火与土的剧烈格斗完全付诸学术推理和文学遐思。翻译当中，说来也怪，唯有翻译您的作品才能让我格外清晰地听得中文日文相互咬合并开始像齿轮一样转动的快意声响，才能让我真切觉出两种语言在自己笔下转换生成的质感。
    不再饶舌了，祝您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诺奖可能不很合您的心意。
    （014.10.5）
    ※注：信是应《深圳晚报》之约写的，并未实际寄给村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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