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2)页
“用不着，”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写个字据给他们，就说等退伍金发下来，一切开销都从那笔钱里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上心。”

    就这样，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整个上牙床就只剩下两颗犬齿了。他把脚伸进一双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里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钢琴上落满灰尘，放打孔纸带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贴有官报剪报的旧账簿，以及一套杂乱无章的财会简报。钢琴没了琴键，便充当了写字桌。上校在透露他来访的本意前，先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担心。

    “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e团结就是力量。e”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动而大变。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撑在大腿骨上，低声说：

    “那我就要作决定了。”

    律师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换律师。”

    几只黄毛小鸭跟在一只母鸭身后钻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往外撵它们。“遵命，上校。”他一面轰鸭子一面说，“一切从命。我要是能创造出奇迹来，就不至于住在这个窝里了。”他用一个木栅栏挡住院门，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道，“我的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助。”

    “对我可不是，”律师反驳道，“在我这儿，每一分钱都花在办手续上了。”

    上校自觉失言，心中不安起来。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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